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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子琪编辑 |黄月“很多人说诺贝尔文学奖都很公正的，我认为也很公正，但是不是彻底的公正呢？”在2月13日上海图书馆的讲座中，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朱振武以数据向听众阐明看诺奖的国籍与语种分布情况。从文学奖最初开始颁发至2017年，共有33位英语作家获奖，其中正好是英国11位、美国11位，以及其他国家的英语作家11位。到2021年，33位变成了35位，在诺奖的118位得主中约占三分之一，而英国、美国与其他国家又大致平均分割了这35个席位。朱振武由此认为，瑞典文学院的评奖也许并非完全没有企图，不是任何方向都没有的分配。朱振武在上海图书馆明白了语种分布的规则，就能大致推断奖项的走向。2021年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获奖标志着诺奖又轮到了其他语种。朱振武说，“在莫言获奖之后，许多人猜测下一个是谁，是贾平凹还是王安忆？我说都不可能，不可能接着给中国颁奖了。而石黑一雄获奖了，(对日本文学来说）那就是不给村上春树的一个交代。”理想主义的不同解释要预测谁能够获得下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就应当厘清文学奖设立的初衷。诺贝尔文学奖最初设立是为了

关键词：新时代;语言文字研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印推荐内容摘要：关键词：新时代;语言文字研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者简介：　　新时代的语言文字研究，不仅担负着赋予传统语言学以时代价值的重任，更面临着新技术与新国内国际语言需求带来的研究新挑战和新任务。作为语言文字研究的一体两翼，语言文字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也迎来承古启今、继往开来的新时代。围绕这一话题，记者采访了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教授陈昌来。明晰语言文字作用与地位《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新时代为什么要加强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　　陈昌来：语言文字事业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必须加强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必须研究好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等级及推广普及的有效机制；发挥语言文字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要研究好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和数字化问题；提升中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必须研究好国际中文教育的规律，研究汉语汉字的特点、规律。语言文字本身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数字化是正确运用语言文字的前提。当前，亟须强化语言文字技术创新与转化，支持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发展。语言学还必须

作者：戴建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宋笔记》编纂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中国古代笔记是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既有对社会重大事件的记录，也有对微观生活的具体生动的叙述。其以质朴、不事雕琢的特色全方位地描述了古代文化风貌和社会生活场景，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内容极为广博，保存了大量不被正史记载的科技、文化、社会史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宋代人文昌盛，经济发达，儒、释、道兼容并包，对外交流频繁，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创造的高峰期。这些时代特色，在宋人笔记中都有具体反映和生动记载。宋人笔记注重社会现实，思想性、学术性日趋凸显，并由此深刻影响了宋之后的文学体裁和作品。这一部部鲜活的笔记，记录了先人的伟大发明创造，记录了我们民族认识世界、创造世界的真实活动，构成我们民族文化记忆的瑰丽宝典。传世的宋人笔记大多分散在各种丛书中，有些十分稀见且版本芜杂，有的笔记著作已非原貌，存在不同程度的散佚。或因后人重辑而混乱不堪，错讹丛生；或真伪不一，有题为宋人笔记，实则是宋朝之后的作品，给读者带来诸多困难。因此，对传世的宋人笔记进行系统整理，编纂出版一部笔记总汇，是一项具有重大

百年大党理论创新的成功密码_张志丹.pdf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党委书记陆建非学校的根本任务是教书育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也恰恰是人。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一贯重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学校党委把教会学生做人作为工作的首要职责，坚持文化知识和品德修养紧密结合，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品学兼优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一是把握教书育人本质，确立思政育人办学理念。学校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传家宝”和“生命线”作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确立了“为做人而学习”的校训，贯穿学校人才培养过程始终。学校将人才规格定位为“培养‘专通雅’协调发展，富有竞争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其中，“专”指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通”指国际视野和发展后劲，“雅”指礼仪品格和担当精神，以此引领学校思政育人工作。为了把这种认识转化为全校的思想认同和实际行动，贯彻到学生的培养、管理中去，增强学校教育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学校确定了要把“四种人”作为具体的培养目标：讲求诚信、有责任感的“好公民”，找到工作、胜任工作的“职业人”，培养讲究诚信、有责任感的“明白人”，举止文明、富有教养的“儒雅人”。学校选择非营利性办学方向，编印办学理念手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詹丹自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标志着“新红学”诞生，历史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百年“新红学”风风雨雨，其留下的经验与教训，许多学术刊物都辟出专栏提供了讨论平台。2021年11月2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特邀浙江工业大学梅新林教授作“百年新红学的回望与启示”在线演讲，笔者应邀对谈，就梅新林教授的思考交流，作进一步延伸，现把交流内容形成文字，供大家参考。梅新林教授提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问世于前“新红学”时期，属于“旧红学”时代的产物，但若从理论创新的前沿与质量而言，则显然应该纳入“新红学”范畴，甚至较之胡适、俞平伯、顾颉刚的“新红学”更为前沿（当然，提出这一看法，其实已经把“新红学”等同于现代红学了）。不过，胡适等创立“新红学”时，没有将批评的矛头对准王国维，而是针对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虽然梅教授认为，像王国维这样超越时代的学者、作家以及作品、思想，固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也会带来很多困惑，因而不知如何在时代中进行安置，所以胡适对其避而不谈，也可以理解。对此，笔者认为，这种回避，一方面是时间